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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【兩岸禪學研討會心得】 |
| 返樸歸真．正本清源 |
| ※ 作者： 王雷泉教授 － 上海復旦大學宗教研究室主任 |
| 我是第一次到臺灣，平時在大陸也很少參加學術會議，對佛學研究趨勢的把握，基本上是透過本人參與建設的網路佛學資訊庫而瞭解的。若就個人視角而言，我認為這次禪學研討會，是一場高揚佛教主體性、回歸佛教根源性的盛會，值此世紀之交，具有相當深遠的歷史意義。相信對大陸佛教的發展，會有很好的啟發意義。 也許是「旁觀者清」吧！當我以一個教外學者來觀察兩岸所開的佛教學術會議時，發現往往存在著一種「邊緣化」的現象，即論題主要著眼於佛教與世俗文化的關係，過分強調佛教對世間法的適應方便，不能突顯佛教的宗教主體性，從而迷失了佛教與世間不共的立場。時至世紀之交，佛教能以什麼來攝服人心？應該說這次會議把握住了根本，強調返樸歸真的修證。我們講宗教的主體性，並不在於會議是否由出家人主辦，而是出家人面對社會大眾，尤其是置身於教授、博士林立的學術界，能否對自己所信的宗教保持自尊、自立、自強的立場。 若將佛教整體比喻為一顆蘋果，可以分為三個部分：果核，即佛教的信仰核心，就是與世間不共的戒定慧修證；果肉，即佛教在社會的政治、經濟等各個層面所參與的社會活動及組織制度等等；果皮，即文化藝術等領域。不共世間法的信仰核心，透過共世間法的社會與文化層圈，將自己的超越思想推廣到大眾。果肉與果皮，都是為了維護滋養果核這一目的而存在。對佛教界來說，文化學術活動與社會資生事業，是建立在信仰核心基礎上的，都是莊嚴佛法、推廣佛法的方便。這也就是我們經常講的「由體起用，不變隨緣」的原則。 舉例來講，我發現台灣佛教界有個很好的現象，出家僧人文化教育程度較高，許多法師擁有國內外大學博士、碩士學位。近二十年來，因為要提升佛教影響社會的形象，使佛教能進入大學校園、學術殿堂，所以不論比丘或比丘尼，若擁有世俗大學的學位，當然可以更方便地攝受大眾。但若過於強調學位條件，則恐生本末倒置的流弊。其實，以一個比丘或比丘尼而言，本身他就是人天師表，更何況是法師或三藏法師，根本沒有必要以求一個學術地位作為價值取向。世人所以尊重一位宗教師，並非因為他世間的身份地位，比方民意代表、教授、董事長等等，這是任何俗人經過努力都能做到的，但作為一位能行人之難行、忍人之難忍，堪為人天師表的法師，就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了。我們要強調的、要尊重的，是佛教中不共世間的「法」，因為有這個「法」，所以纔值得我們尊重。 另一方面，我發現兩岸佛教界也存在一種苛求或輕視學術研究的傾向，認為沒有信仰、沒有修證的學術研究，不過是「說食數寶」而已。這對本身缺乏人才的佛教界，其實非常不利。所以在我主持的一場討論中，曾提出學術與信仰是否存在衝突的問題。實際上，這是兩個不同範圍的領域，各有各的重要性，各有各的適用標準。以這次會議來講，既然是一場學術研討會，不是宗教法會，當然必須遵守共許的學術規範。在共許的原則下，大家仍然可以保有原來的立場，這就是「求同存異」。「同」中如果沒有「異」，就不真實了。我們不必要求法師們必須要達到某一個學術標準，也不必要求所有的教授去認同某一個宗派。這次由出家人主辦的學術會議就表現了這個精坤，既有自尊，又很包容圓融。突顯了佛教的主體性，同時也尊重學術規範。 這也就是三、四年前我曾提出的「制衡論」，或曰「三王主義」。在人王（政治）、法王（宗教）、素王（學術）三極中，人王掌控、規範著整個世俗社會的政治、經濟運作，至於政經活動中產生的問題，則需要代表著超越精神世界的法王來引導和淨化；而宗教活動中的亂象，不僅需要政府依法治理，也需要學術界理性的監控。我把知識分子稱作既不從政也不入教的「素王」，就其個人而言，他可以保有自身的信仰，但在學術上便不應受政治和宗教的掌控，而應堅持客觀中立的學術立場。所以依此可以立出三種衡量的標準：法律標準、宗教標準和學術標準。三者應各安其位，互補互利，同時又互相制衡。我們看古今中外，凡政治干涉宗教和學術，或宗教控制政治、干涉學術，都會造成人類社會的不幸。我們要努力使三種力量達成平衡，形成一個幾何圖中最穩固的正三角形。就佛教界而言，若不強調返樸歸真的修證，健全組織體制，恐難抗衡基督教和外道會門的沖擊。而就我們學術界來說，當前尤需張揚理性的學術一極，以改變不正常的政教關係和怪誕的宗教亂象。 我說這次會議是「契時應機」之舉，所謂「時勢造英雄」是也。佛教能夠在台灣快速發展，從大局勢來說，可以追溯到五十年代，以印順法師闡揚的「人間佛教」思想，為佛教從信仰層圈契入社會、文化層圈，完成佛教的現代轉向奠下了理論基礎；由周宣德居士發起的大專青年學佛運動，引導社會菁英從社會、文化層圈進入信仰核心層，比如參加這次會議的惠空、大航、法藏等中青年法師，就是這場大專青年學佛運動所收穫的直接成果；而李炳南、南懷瑾等前輩推動的居士運動，以及以慈航法師肉身等神聖現象所激發的宗教熱忱，則極大地開發了佛教的傳統資源。到六、七十年代，越戰和大陸的文革內亂，成就了台灣的經濟起飛，使佛教各大山頭的寺院經濟獲得奇蹟般的神速發展。特別是七十年代整個國際環境的變化，美國勢力淡出台灣，基督教影響減弱，佛教在整個宗教生態中處於顯教地位。到八十年代後期「解嚴」以來，佛教日益擺脫政治的掌控，在教會組織、社會運動和文化事業上出現了多元化的發展格局。另一方面，在佛教向世俗社會快速普及的同時，也產生了新的問題，就是在大量吸納並消耗社會資源的同時，也在大量消耗自己的宗教資源，這就是剛才所說的「邊緣化」問題。所謂「邊緣化」，就是偏離作為佛教根基的出離心和內證精神，僅僅滿足於在社會層圈和文化層圈中較為淺層和表層的效應，其負面影響，就是造成「泡沫佛教」現象，在表面繁忙熱鬧的大場面下，恰恰是修證法門的缺位！ 實際上，佛教能夠存在於世間的根據，恰恰是它不共世間、向內訴求的內證法門。以佛學為主導的東方思想在西方的傳播，正符合了現代的世界潮流。可以預言，廿一世紀不但是中國人的世紀，也是佛教的世紀。所以，佛教在向外弘法的同時，更需要以內在修持作後盾。現在有人對佛教，尤其是漢傳佛教的過分世俗化產生不滿，這從最近十年來藏傳、南傳佛教，以及標榜修證法門的新興宗教和宗派在台灣快速發展可見一斑。我們可以觀察中台山、靈巖山這兩個山頭在這十年中奇蹟般的發展，也就是因為它符合群眾返樸歸真的需求。我們這次所參訪的靈巖山、正覺精舍等道場，他們所重視的戒律、禪定、淨土等等，正是佛教要把握的重要精神，離開這些談發菩提心、度化眾生，都只是空殼子而已。所以這次研討會正逢其時，可說是「時勢造英雄」。 另外，讓我感受最深的，還是會前的準備和會外服務。從一進師範大學會場大門，看到法師和居士們親切的合掌迎接，到會前會後多方面的義工服務，都可以感受到那份發自內心宗教情操和對自身信仰的無比熱愛。相較之下，讓我感到十分慚愧，對自己提交的會議論文，付出的心力就顯得太少了。 其實研討會也是一種弘法方便，不一定要每年都開，特別是處於信仰層圈核心的法師，不必因為在社會、文化層圈的過多活動而妨礙自身的修行。我在論文中提出：智者大師為何有兩次「自行化他」的過程？當他在金陵弘法如日中天時，突然隱居天台山，就是因為他知道自己定力不夠，缺乏在末法時代進一步攝眾的基礎，所以在天台山苦修九年，才應詔出山弘法。我近年來比較注意「法難」問題，發現中國佛教各大宗派的發展，深受佛教的末法史觀和儒家的憂患意識之影響，「法難」在過去距我們並不遙遠，在將來也難保不會發生。所以，拙文中的這層意義，謹提供佛教團體中的有心者參考。我相信，在佛教的存亡危急時刻，只有真正持戒、修禪的高僧，才能最終站出來收拾局面。所以最重要的仍是培養自己的資糧，不必為了活動而每年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盡。一個道場是不是有前途，就從它的修持看出來，十年、二十年堅持下去，才能走出光明的路來。 |